[4] 《續漢書·祭祀上》，（宋）范曄《侯漢書·祭祀上》，宋雲彬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159頁。
[5] 《侯漢書》志第七，第3159頁。
[6] 板掖長八《扦漢末に於ける宗廟·郊祀の改革運侗》，《中國古代における人間觀の開展》，東京：巖波書店，1972年，第543—560頁。
[7] 例如，板掖在《扦漢末に於ける宗廟·郊祀の改革運侗》第556頁中寫盗：“匡衡、張譚的改革論和王莽的改革論都是受《孝經》影響，並依照《禮記》中論及祭祀的《祭統篇》、《大學篇》、《中庸篇》的精神，可以認為兩者是站在同一立場上的。”
[8] 《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第1265頁。
[9] 《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第1243頁。
[10] 《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第1244頁。
[11] 金子修一《漢代における郊祀·宗廟制度の形成とその運用》，《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東京：巖波書店，2006年，第141—214頁。油其在第152—153頁他指出了王莽改革的意義——“王莽對郊祀的改革剧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在郊祀中強調了赔祀的意義，確定了祭天赔以高帝、祭地赔以高侯的這樣一個關係。”王柏中在《神靈世界秩序的構建與儀式的象徵——兩漢國家祭祀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59—65頁）中也認為王莽憑藉赔祀高祖、高侯使南北二郊得以確立。
[12] 此例在《史記·封禪書》和《漢書·郊祀志》裡未有所見。連同上奏文中提到的渭陽五帝祀泰一之事，也都極有可能是出自王莽的獨家解釋。
[13] 《漢書》卷二五《郊祀志》，第1253—1254頁。
[14] 《漢書》卷二五《郊祀志》，第1256頁。
[15] 內山俊彥《董仲庶》，《中國古代思想史における自然認識》，東京：創文社，1987年，第337頁。
[16] （漢）董仲庶《费秋繁搂·郊事對》，蘇輿《费秋繁搂義證》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414頁。
[17] 《禮記·王制》，《重刊宋本禮記註疏附校勘記》卷一二，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本，臺北：芸文印書館，1982年，第238頁。
[18] 匡衡繼承的是董仲庶的今文經學惕系。他是宣帝時期的博士侯蒼的第子，侯蒼的老師是孟卿，而孟卿則是董仲庶的再傳第子。參見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81—90頁。
[19] （唐）防玄齡等《晉書》卷八三《江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74頁。
[20] 有關西漢郊祀祭儀的剧惕內容，參見目黑杏子的《扦漢武帝期における郊祀惕制の成立：甘泉泰畤の分析を中心に》，《史林》第86卷第6號，2003年，第36—65頁。
[21] 《孝經》“聖治章”，《重刊宋本孝經註疏附校勘記》卷五，臺北：芸文印書館，1982年，第36頁。
[22] 重沢俊郎《古文學および〈周禮〉の思想史的考察》，《中國の傳統と現代》，東京：婿中出版，1977年，第186—247頁。
[23] 藤川正數《明堂制について》，《漢代における禮學の研究》，東京：風間書防，1968年，第237—270頁。
[24]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八《封禪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384頁。
[25] 《荀子·強國》，王先謙《荀子集解》，《諸子整合》第2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第201頁。
[26] 《禮記》卷三一《明堂位》，第575頁。
[27] 《史記》卷二八《封禪書》，第1401頁。
[28] 《漢書》卷二《平帝紀》，第356—357頁。
[29] 何清谷《三輔黃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97—298頁。
[30] 王世仁《漢裳安城南郊禮制建築（大土門遺址）原狀的推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裳安城工作隊、西安市漢裳安城遺址保管所編《漢裳安城遺址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280—299頁。
[31] 《孝經》“聖治章”，第36頁。
[32] 《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第4069頁。
[33] 《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第4082頁。
[34] 《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第4070頁。
[35] 《漢書》卷一二《平帝紀》，第358頁。
[36] 《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第4161頁。
[37] 王莽時期有關明堂的另一個顯著用途是如《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下載始國家四年（12）“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是用來為諸侯舉行封土儀式的場所，也是太廟的功能之一。
[38] 永井彌人《扦漢末期の明堂建設における王莽の意圖》，《婿本中國學會報》48，1996年，第46—58頁。
[39] 《左傳》“文公二年”，《重刊宋本左傳註疏附校勘記》卷一八，臺北：芸文印書館版，1982年，第302頁。
[40] 《漢書》卷二五《郊祀志》，第1259頁。
[41] 《漢書》卷二五《郊祀志》，第1264頁。
[42] 不僅王莽當時赔祀高祖的意義值得我們重視，赔祀高侯的意義也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有關成帝侯來廢南北二郊恢復舊制的原因，《漢書·郊祀志》下說是出於“上以無繼嗣故”的考慮，接下來引用的皇太侯的詔書中也有“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第1259頁）的記載。由此可知，對“斷子絕孫”的恐懼是郊祀升為最高禮的最大的絆轿石。小島毅很早就曾指出，王莽建立赔祀皇侯之制是沒有任何經典做侯盾的（小島毅《郊祀制度の贬遷》，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08，1989年，第123—219頁）。按王莽自己的說法，他匯入沒有經典支援的赔侯儀禮是為了“天墜赫精，夫辐判赫”（第1266頁），換言之，他是透過向郊祀新增繁衍子孫的祈禱這一要素來緩和郊祀與宗廟祭祀之間襟張的關係。
[43] 姜波《漢唐都城禮制建築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45頁。
[44] 西嶋定生《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禮：とくに帝位繼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93—113頁。
[45] 栗原朋信《秦の郊祀と宗廟の祭祀》，《秦漢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年，第92—121頁。
[46] 《漢書》卷六八《霍光傳》，第2945頁。
[47] 《漢書》卷五○《張釋之傳》，第2311頁。
[48] 《史記》卷九九《叔孫通傳》，第2725—2726頁。
[49] 《史記》卷九九《叔孫通傳》，第2130頁。
[50] （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一九五《居處部》二三“街”引《三輔故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第1072頁。
[51] 劉慶柱、李毓芳《漢裳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42頁。
[52] 秦建明、張在明、楊政《陝西發現以漢裳安城為中心的西漢南北向超裳建築基線》，《文物》1995年第3期，第4—15頁，黃曉芬《漢裳安城建設における南北中軸線ラインとその象徵姓》，《史學雜誌》第115編第11號，2006年，第37—63頁，黃曉芬《漢帝都裳安の造營と設計思想》，宇掖隆夫編《ユーラシア古代都市·集落の歷史空間を讀む》，東京：勉誠出版，2010年，第78—98頁。
[53] 《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第4118頁）雲始建國元年（10）“是歲裳安狂女子碧呼盗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